圖／魚夫提供。 
於是1900年，台灣推出可供一般市民申請使用的電話，並委由台灣總督府官房營繕課的森山松之助技師負責建築設計，在台北市榮町3丁目23番地（現址為衡陽路91號）興建「台北電話交換所」。
這是一棟2層樓的量體，基地面積約290坪，建築面積約250坪，所謂的交換所，即設有現代觀念裡的公共電話，不過因為是採人工接線，2樓為即為交換機房空間，1樓則執行一般電話事務。
靠電話交換手來接通線絡，後來意外成為以女姓為主的職業，有個好聽的別名叫「交換姬」「電姬」或「モシモシ孃」等，台、日人都任用，薪資高過女農、女工及下女，因此這棟建築除了在台灣通訊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也具有台灣近代女性就業的地標意義。
其次，日本政府統治台灣之初，為加速建設，初期以木構造建築為主，所以深受白蟻啃蝕之害。
1907年，森山松之助提出以4寸厚的防蟻混凝土來阻止白蟻入侵，總算找到解決蟲害的方向。
其次大正期間，日本與台灣地震頻仍，乃出現「加強磚造」，即在紅磚承重牆間，加入補強的鋼筋混凝土結構來增加耐震性，到了1925年後，順應現代主義潮流，台灣公共建築大抵全面進入鋼筋混凝土時代了。
所以台北電話交換手，是台灣第一棟完全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建築，相較於日本第一座，也是全鋼筋混凝的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橫濱支店，於1911年8月才完工，已晚了台灣3年。
森山松之助的作品，多半以新古典主義來表現，運用許多古典符號，諸如連續拱門、華麗的山牆等建築語彙，蓋出優雅的外表，可惜在1968年，拆除改建成10層白色的鋼骨大樓，稱台肥大樓，其後產權輾轉移給了如今的「兆豐金控」。
人工電話交換，自然產生服務態度上的差別、或有轉接速度慢、接錯線、打不進去、等候時間過久等問題，為斧底抽薪，改變這些問題，就是以機械取代人工。
1923年，日本發生震驚世人的關東大地震，震災後的城市復興之路，讓電話的通話量激增，於是改採自動電話，不再以人工交換。
新的「史特勞傑式」自動系統，先在東京銀座的京橋電話局起用，不久引進台灣，擇定929年，於崛江町起造一棟2層樓的建築，由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的技手清水史設計，採「加強磚造」的工法，依現代技術將舊黑白照片演算成彩色照片，外牆呈褐色主色調，亦即當時流行的「國防色」。
圖／高雄科工館裡長期展出的電話交換手。魚夫提供。
入口則設在側邊，僅在山牆上設有簡易勳章飾，屬進入現代主義形隨功能前的折衷主義式建築風格，翌年完工，總花費約8萬圓預算，峻工後開始管線舖設，1932年的2月1日，自動式電話業務宣告開通，初設1千6百門電話供民間使用。
台灣的自動電話最早在高雄營運，其實晚西方40年才趕上，且使用電話的人口也愈來愈多，終於總督府為因應電話業務量激增，著手興建「總督府電話交換局」（戰後易名為「台北電話交換局」），依現在的地址來看就是博愛路68-72的中華電信博愛服務中心，建築於1937年（昭和12年）落成，由「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臨時建築系」所規畫，主要負責設計監造的建築師為鈴置良一。
鈴置於1925年來到台灣，受聘於「台灣土地建物株式會社」擔任技師，起初也參與一些榮町（今衡陽路一帶）的民宅設計，1929年為總督府延請督導「基隆港合同廳舍」（今基隆港務局）、嘉義電信局以及這一座電話交換局等的建設案。
鈴置良一的建築手法同時受到現代主義、折衷主義、表現主義的影響，尤其偏愛美國建築大師萊特（Frank Lloyd Wright）的風格。
所謂現代主義乃與生具有反叛性格，所以電話交換局便反對繁複裝飾，只以水平弧線構成立面，外牆為淺色面磚，在轉角處內縮為主入口而採圓弧面設計，大門兩側開有圓窗，其上有弧形雨庇和陽台，最上方為3樓女兒牆和旗桿座。
又因不講究對稱，所以總平面呈自由的L造型，總體頗為簡潔俐落、線條優雅，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後，變更名為「台北電話交換局」，修建時，居然頂樓加蓋，並拆除入口圓窗與雨庇陽台等，使得比例失調，外觀毫無美感可言，如今已列入台北市定古蹟，有待恢復昔日風華。
其實電話交換局的建築，是由當時的台灣人林煶灶（字尚志）開設的「協志商號」營造廠負責蓋出來的。
林尚志是台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今之台北科技大學前身）的建築科卒業，其後進入高石組、矢部組，這2家「請負」業（營造商）就是承包今台北火車站附近，已成古蹟的「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