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紐約治安好轉之際，經濟仍停滯不前。事實上，紐約最貧窮的地區，在90年代初期受政府削減社會福利預算的衝擊最大。古柯鹼交易量減少雖是原因，但早在犯罪率下滑前交易量就穩定減少。至於人口老化，由於80年代許多人口遷入，因此90年代的紐約人口反而有年輕化趨勢。因此，應該還有其他關鍵因素。
最有趣的說法是「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由學者威爾森（James Q. Wilson）和凱林（George Kelling）所創，認為犯罪絕對是失序的結果。如果窗戶破了沒修理，路過的人一定會覺得這裡沒人管事。很快就會有更多窗戶遭人打破，無政府狀態會從這棟大樓蔓延到整條街。像塗鴉、公共失序、強迫乞討等小問題，就像被打破的窗戶，會招致更多、更嚴重的犯罪。他們寫道：「有些地區的環境令人心驚膽跳，搶匪或竊賊覺得在這種地區犯案，被人指認或抓到的機率比較低。小偷可能覺得，如果任由乞丐騷擾路人，竊案發生後居民也不會報警。」
圖／常在公共場所遊蕩的遊民跟街友，是令主管機關頭痛的治安問題。
這是犯罪會流行的理論。犯罪具傳染性，和自殺或抽菸一樣，從一扇破窗戶可以蔓延到整個社區。這種引爆點不在於特定人物，而是像塗鴉這種比較具體的東西。人類表現特殊行為的誘因不是來自特殊人物，而是環境因素。
80年代中期，紐約市運輸局聘請凱林為顧問，他們找來古恩（David Gunn）擔任運輸局長，負責耗資數十億美元的地鐵重建工程。當時許多人告訴古恩別管塗鴉，應集中心力處理犯罪及地鐵脫班問題，這種建議似乎很合理。整個地鐵系統瀕臨瓦解，還在擔心塗鴉，似乎沒道理，就好像「鐵達尼號」快撞上冰山時，竟然要擦洗甲板一樣。
古恩卻堅持：「塗鴉是地鐵系統瓦解的象徵，要重建整個組織及提升士氣，就得解決塗鴉問題。贏不了這場仗，所有改革都是鏡花水月。我們將引進每輛造價1000萬美元的新列車，除非能夠保護這些新車，否則只能維持一天的好光景，很快就會被人亂畫、亂寫。」
古恩設立新的管理結構，也設定明確目標和時間表，決心恢復每條路線跟每輛列車的清潔。他從連結皇后區和曼哈頓市中心的7號線著手，用新方法清除塗鴉，不鏽鋼列車以溶劑清除塗鴉，原本有塗漆的列車則再漆一次。告訴所有工作人員勇往直前、絕不退縮，「搶救」一輛列車後，就絕對不讓它再「淪陷」，向破壞者宣示決心。古恩說：「我們是以宗教信仰的態度面對這項工作。」
圖／對紐約這種人口組成複雜的大都會來說，如何改善治安是項大挑戰。
「哈林區135街附近有座停車場，列車會停在那過夜，」古恩說，「那些塗鴉小鬼第一天晚上會先把列車側面塗成白色。第二天油漆乾了再畫輪廓。第三天塗上各種顏色，總共需要三個晚上。我們知道他們的目標是有塗鴉的髒車，因此等他們完成後，再漆回原來顏色。這對他們是項宣示：你們願意花上三晚塗鴉，無所謂，但你們的傑作絕無法重見天日！」
清除塗鴉的工作從1984年持續到1990年。當時，運輸局聘請布萊頓擔任地鐵警察局長，展開第二階段搶救工作。布萊頓和古恩一樣深信「破窗理論」，上任後和古恩一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當時地鐵的重大刑案創下歷史新高點，布萊頓卻決定全力打擊逃票。
他認為，逃票和塗鴉一樣，雖是很小的失序行為，卻可能招致更多、更嚴重的犯罪。據估計。紐約每天約有17萬人以各種方式逃票，有些是小鬼跳過十字形轉門；有些會倒著走、以蠻力壓迫轉門。原本不打算逃票的人也會覺得，別人坐霸王車、自己為什麼要付錢？
圖／「破窗理論」是城市維繫治安的常用手段。
此外，逃票問題不易處理。不但只罰1.25美元，警察也不願為這種小事花時間，因為逮捕後必須送到分局、填寫相關表格、等候批示。於是布萊頓把一輛公車改裝成「流動分局」，上面有傳真機、電話、原子筆、採集指紋的設備。逮捕嫌犯後，相關文書作業只需一小時；而每逮捕7名逃票嫌犯，就有1人是在逃通緝犯；每20名逃票嫌犯，就有一人攜帶武器。後來連警察也覺得，查緝逃票有助改善治安。
爾後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在1994年當選市長，便指定布萊頓擔任市警局長，他如法炮製，把地鐵那套擴大到全市。要求警察打擊有關生活品質的犯罪，如在十字路口為停下來的汽車擦窗戶、並強行索費的人，布萊頓說：「警察局以前自我設限，如今我們針對在公共場所酒醉、隨地小便加強執法，並逮捕累犯。如果你在馬路上小便，就得坐牢。」
於是乎，紐約市區的犯罪率開始下降，下降速度和幅度和地鐵系統如出一轍。布萊頓及朱利安尼都指出，莫因惡小而姑息，這些小奸小惡，正是暴力犯罪的引爆點。
圖／本文節錄自《引爆趨勢》，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