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美妏表示,從幾千份回收的測評樣本結果發現無論是上海本地人或是在上海工作或求學的外地人,他們的落差感都遠比台北的青年高上許多。
「落差感」是指我們跟心中目標的距離,通常落差感越高的青年,會因為遲遲未達成目標而產生強烈的焦慮與浮躁。而這種情緒外顯而產生的狀況,就被簡化成上海的青年很愛表現自我、爭取機會且很有狼性。
落差感其實也是相對剝奪感。
從過往的數據及實務經驗來看,上海的青年相對剝奪感是很大的。他們睜開眼睛看到的是自己與別人的差距,無論是貧富差距、教育水平差距還是社會地位差距,這些從小到大比較的心態,造成上海的青年陷入了一種群體焦慮,為了要縮減這個差距,他們一定要爭取機會、更加表現自己或是更努力被主管看見。
圖/萬寶華台灣提供。
同樣是一線城市的台北青年一樣有落差感的問題,但相對沒有這麼嚴重,心理師盧美妏認為這跟貧富差距有很大的關係。
在台灣其實不容易有基礎生理需求受到威脅、自己是底層人民的感受。非常少數的青年會遇到居住或飲食都朝不保夕的日子,至少還有地方住、有食物吃,只是精緻與否的問題。
但是在中國卻很容易感覺到自己跟其他人的差距很大,加上中國這一代通常是獨生子女,他們從小就活在高度的比較之下,每一個孩子就代表一個家庭,老師會告訴你高考跟你差一分的人,可以站滿五個操場。整個社會環境都在告訴青年「你永遠都不夠好」,這就是為什麼會陷入集體高落差感的現象。
圖/在上海做職涯諮商的風氣很盛,人生設計心理諮商所會使用輔助道具,先讓與諮商個案放鬆,逐步與個案產生共感。萬寶華台灣提供。
但是在台灣的青年身上就比較看不到這樣的狀況,無論是文化還是教育方式都是正向教養與鼓勵支持,這些教育改革已經讓我們的比較性及批判性較為趨緩,所以我們鼓勵青年要看到自己的優勢,從自身的需求出發。
盧美妏提到,可以很明顯感受到上海的青年,他們追求的目標不是自己的目標,而是社會認同的目標。例如幾歲之前要買房、買車?薪資應該要多高?是不是有進到指標性大廠?有很多青年會感到痛苦,因為這目標不一定是他想要的。但這其中牽涉到整個社會對他乃至於他家庭的觀感,所以他只能繼續走下去。
當他完成了這個社會對他期盼的「To do list」之後,很多上海青年會覺得自己人生沒有意義了,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思考過自己一直不斷追求的價值是什麼,而是達到了一定的社會地位或財富之後,才開始思考自己的價值觀和興趣。
圖/在上海做職涯諮商的風氣很盛,人生設計心理諮商所會使用輔助道具,先讓與諮商個案放鬆,逐步與個案產生共感。萬寶華台灣提供。
台北的年輕人通常會在出社會之前就開始追求自己的價值觀,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或不要什麼,甚至許多人都抱持著不想要為了錢工作,而是要為興趣而活的想法。好處是比較早就探索自己的職涯方向,而且是在身心靈健全的情況下,去面對社會的衝擊和挑戰,但壞處就是時常太過理想、不夠現實、也容易放棄,不會為自己不喜歡但必須要做的事情多付出。
盧美妏提到,自己身為職場的前輩,會更期待青年對於想要的東西,能更實際的去規劃。想要享受職涯的光芒,一定要承受光芒背後的陰暗面、辛苦與不喜歡。人生在做每個選擇的時候,通常都不能確定這條路會走到什麼方向,如果因為不確定會不會成功就不付出、不確定轉職會不會更好就不轉職、不確定努力會不會得到升遷就不努力,那這樣永遠都只會在原地裹足不前。
盧美妏也提醒台北乃至於台灣的青年,未來能夠在職涯展現積極性,願意先投入、先付出,不要在一開始練基本功的時候,就當作是結局,不要羨慕別人嶄露頭角,而對自己的職涯自怨自艾。唯有走到最後,才會知道自己到底是喜歡還是不喜歡、適合還是不適合,從累積的失敗經驗當中,逐步摸索出自己的職涯,某一天就會發現你走了這麼遠,期望的山頂風光就在觸手可及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