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台北市長柯文哲。池孟諭攝 
21世紀的人類社會，遭遇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的強襲， 對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造成結構性的鉅變。在2020年1月底，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源於中國武漢的新冠肺炎（COVID-19），定調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
這是近十餘年來，在人類社群經歷H1N1、脊髓灰質炎、伊波拉等病毒危害後，WHO第六次宣布進入公衛緊急狀態。在全球防疫的框架下，當病毒具有跨國傳播的重大風險時，建立整合性的公共衛生支持系統與協作機制，對各國的健康風險控管、全球衛生治理系統的布建更顯重要。
冠狀病毒為大型且有包膜的球狀RNA病毒，並具有棘突蛋白（spike protein）助於入侵人與動物的細胞膜。此外，冠狀病毒由於RNA依賴性RNA聚合酶（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RdRp）的特性，使病毒在複製的過程易產生基因序列的突變，並形成更高傳染力、與免疫脫逃（immune escape）能力的變異株。
如以Alpha株來說，病毒變異點多達23處，其中八個變異點發生在棘蛋白上，使病毒受體區更容易與宿主細胞結合。根據疾病表現、基因定序監測、與流行病學調查，美國CDC與WHO將變異株區分為「高關注變異株（Variant of Concern）」與「須留意變異株（Variant of Interest）」。
通過基因定序分析與資料庫建立，全球流感監測與應變系統（GISRS）顯示，全球疫情發展以現蹤於英國的Alpha株、南非的Beta株、巴西的Gamma株、印度的Delta株等，為四大主要的變異株，亦是WHO示警的高關注變異株。
圖／Unsplash by Fusion Medical Animation
近期，印度Delta變異株出現在104個國家，並持續演化與突變。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ECDC）證實，印度的Delta變異株傳染力高於英國Alpha變異株40-60％；在8月份時，Delta變異株將佔歐盟國家變異株的90%。在英、美兩國CDC統計，印度Delta變異株分別佔全國變異株的91%與26.1%。
對此WHO也警告，印度Delta變異株是當前迫切需要關注的變異病毒。根據台灣疫情指揮中心指出，在今年6月26日，屏東亦出現Delta印度變異株群聚感染之情形。
至今，據WHO統計，全球累計1億8000萬人染疫，400萬餘人死亡，致死率約2.17%。台灣累計1萬5000餘人確診，700餘例死亡。台灣在過去三週以來，各縣市Rt值出現持續小於1的趨勢。疫情發展呈現趨緩，但在對抗世紀之疫的下半場，仍毫無懈怠的時間與空間。
台灣的疫情在5月中旬爆發，英國Alpha變異株突破防疫邊境。疫情指揮中心在5月11日宣布，全台疫情進入社區傳播（community spread）階段。雙北地區於15日進入三級警戒，全國各地於19日實施三級警戒。在去年COVID-19爆發初期，台灣邊境防堵效果顯著，整體疫情相對平穩。國內醫療體系完善、感控策略與防疫臨床實務做法奏效，台灣的防疫模式亦備受國際討論。
然而，對於大規模社區感染的因應與模擬，在台灣的防疫策略上實屬匱乏；無論是來自民間或醫界，過去曾提出社區醫療防疫模式建置之建言，但受到的重視有限。在疫情看似平緩之際，邊境工作者的健康風險管理逐步鬆綁，險惡的變種病毒迅速穿越邊境。
此時，面對大量潛在的不明感染源，以及社區中存在的隱形傳播鍊，使防疫作戰出現轉向社區的情形。台灣的防疫作戰，從邊境防堵階段進入社區防疫階段。邊境防疫論到社區防疫論的轉向，意味著傳統的防疫思維已經失效。在面對COVID-19時，實踐公共衛生治理的典範轉移，無疑相當緊迫且必要。
根據台北市衛生局統計，台北市疫情集中在5月中，分別為第20週（5／16-5／22）的1220例，及第21週（5／23-5／29）的1051例，約佔當期總確診人數的45%。從流行病學的觀點看，如何找出感染源、阻斷傳播途徑、改善易感宿主照護，是傳染病爆發時的防疫重要關鍵。當病毒用難以想像的速度擴散全市時，防疫的決策與執行面如稍有不慎，恐造成民生與醫療體系的全面崩潰。
因此，從篩檢、疫調、匡列接觸者、確診者與隔離者收治等，需要重新調整既有戰略、並系統性地思考，如何利用吃緊的人力與有限資源配置（rationing），做適當部署與有效圍堵。
圖／台北市長柯文哲視察環南市場。台北市政府提供
在5月13日、14日兩日，市政府與聯合醫院、仁濟醫院、北護分院同仁，前往中興、和平院區，及剝皮寮廣場等地，協助設置社區篩檢站；在16日，於艋舺大道口，另再設置青草廣場篩檢站。篩檢站以快篩搭配核酸檢測（PCR）的方式，在疫情熱區展開大規模採檢，即時阻斷社區傳播鍊。平均每日篩檢總人數為1100餘人。
在篩檢站啟用第一週，總篩檢數達到5197人，其中有436名陽性個案，陽性率為8.4%。設置地區篩檢站的意義，除了在於降低受檢者跨域移動的染疫風險，亦希冀透過在地社群連帶，動員與支持居民接受採檢。剝皮寮篩檢站，是第一個設置在萬華地區的篩檢站，也被形容為萬華的防疫灘頭堡。首日的篩檢流程持續到深夜，身著三級防護衣的醫護人員與國軍化學兵，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建構了縝密的社區防疫鏈。
當快篩陽性者出現時，將由防疫專責運輸車隊，接送至專責防疫旅館或專責醫院。然而，既有的防疫旅館量能，不足以收治龐大的快篩陽性者。對此，在觀傳局與民間旅館業者的協調下，徵用了三家旅館作為「加強版的防疫專責旅館」；由醫護人員進駐協助收治快篩陽性者。在疫情爆發的第一週，收治了562位快篩陽性者。
在防疫專責醫院方面，台北市徵用區域級以上的大型醫院，開設專責防疫病房，並由衛生局EMOC系統統一調度管理。從5月中至月底，病床數由324床上升到1023床，暫解燃眉之急。
防疫量能有限的情況下，急診檢傷分類（triage）的概念極為重要。我們將無症狀、輕症的確診者收治在加強版的防疫專責旅館，狀況較嚴重的個案送往專責防疫醫院，讓防疫資源做最有效運用，也逐漸形成由篩檢站、專責防疫旅館與專責醫院三者構建的區域聯防系統。
圖／池孟諭攝
除了篩檢、收治等環節，疫調與匡列更是防疫的核心工作。疫調指涉接觸者追跡（contact tracing），以同心圓的方式，逐圈匡列不同程度的接觸者，還原確診者之活動史與接觸史。疫調作業是找出社區感染源的基礎，同時也是風險溝通的重要環節。在疫情尚未進入社區傳播階段前，確診案例數相對少，疫調足跡的公開資訊量低。
然而，在大規模群聚感染發生時，將所有疫調足跡結果檯面化，恐造成龐大的社會恐慌。指揮中心亦頒布「指揮中心記者會確診個案資料發布原則」，條列確診個案資料之發布原則，在活動史公開的部分授權地方政府，依據風險因素與可掌握因素評判，是否有公開個案活動史之必要，若無防治需要則不須公開，以免進一步引起民眾恐慌。
在疫情的社區傳播階段，台北市衛生局、與12個行政區的健康服務中心，對每一個確診個案、匡列的相關接觸者，皆完成詳盡的疫調與足跡追蹤，否則將難以即時收治須隔離之個案。若在單日確診者破百例時，公告足跡與活動史，恐對市民帶來過度的染疫疑慮、逕自重複篩檢或自我匡列，使城市的公共衛生治理系統失靈。反之，沒有足跡公布的地區，也可能產生假象的安全感。疫調的意義在於真實的追蹤，而非無止盡地揭露。
經過近兩個月的三級管制、與市民自主性的封城，台北市的疫情顯著下降。第26週（6／27-7／3）的確診人數降至126人。隨著疫苗抵台，台灣的防疫作戰將進入第三階段，即疫苗施打階段。
根據公衛研究指出，疫苗覆蓋率需達到總人口的八成，才會產生群體免疫效果。目前台灣剛突破10%的施打率，在疫苗量能有限的情況下，我們仍需嚴格執行非醫療之公衛介入措施 （Nonpharmaceutical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NPI），並持續穩固醫療量能。
在防疫的下半場，除了公衛與醫學科學的角度，社會科學式的防疫思考同樣重要。如疫情下的社會脆弱性、貧富差距、醫療資源分布、社會韌性等議題，都是極為迫切的防疫課題。
作家卡繆在《瘟疫》（La Peste）一書裡寫道：「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直。」當然，正直不能消滅病毒，但是能讓疫情下的自私自利，所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在疫情依舊嚴峻的時刻，我們該找尋的是防疫破口，而非政治破口。以科學防疫的精神，建構縝密的疫情治理系統和社會安全網，形構以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為前提的防疫共同體，是我們齊心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