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的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使我們見識到現代大都會的弔詭。它之所以獨特，在於發展如同歌劇般華麗，堂皇地興起、悲慘地衰退、又難以置信地重生，背後關鍵要素同樣出現在芝加哥、倫敦與米蘭等地。
不過，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城市成為人類最偉大的發明？這點尤其重要，因為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城市正面臨重大挑戰，也讓今日的城市之星如舊金山、巴黎與新加坡，為之頭痛不已，而且這些因素經常出人意表—從冬季氣溫到網路，甚至包括錯誤的環境主義！
城市消弭了人與人、公司與公司之間的距離。使人們一起工作與娛樂，其成功原因，在於人需要有形的連結。20世紀中葉，運輸的進步，在人口稠密的都會區設置廠房的優勢不再，許多城市因此走上衰退一途。最近30年，又有些城市恢復元氣，其他新興的城市也開始成長，因為科技變遷使「知識」的價值提升，而知識最能在人口密集的地區產生。
集合許多城市的大都會區，在此工作的薪資要比在非都會區的工人高三成。雖然高薪資會被高生活成本抵銷，但不可否認，高薪資反映了高生產力。公司之所以忍受城市的高勞動與土地成本，原因就是城市創造的生產力優勢。居住在人口100萬以上都會區的美國人，生產力要比居住在都會區人口較少的美國人多五成。連工人的教育、經驗與勤勉程度也是如此。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所得比較，在窮國的差距更大。
歐美城市將優秀人士串連起來，加速了創新發明，而城市在開發中世界扮演的則是另一種角色：城市在當地是串連市場與文化的途徑。
如果你在1990年跟某個美國人或歐洲人聊起印度，十之八九的人會不自在地談論第三世界的貧窮悲劇。今日，同樣的人可能不快地抱怨自己的工作被外包到班加羅爾。印度仍然貧困，但成長速度快得驚人，班加羅爾是印度第五大城，當地財富不是來自工業，而是來自於它作為「觀念之城」的力量。藉由聚集優秀人才，班加羅爾可以輕易地讓本地與來自新加坡、矽谷的外國人才，與印度的人力資本連結在一起。
聖雄甘地曾說：「真實的印度不存在於少數幾座城市，而是存在於70萬個村落。」又說：「國家民族的茁壯不能仰賴城市，而要仰賴村落。」他的話，反映了印度長久以來的反都市性格。
但這位偉人錯了！印度的成長幾乎完全仰賴城市。平均而言，印度人住在都市的比例每增加一成，人均產出便增加三成。多數人口住在城市的國家，人均所得比多數人口住在鄉村的國家，高出近四倍。
城市可以集眾人之力締造出精采成果，不是什麼新奇觀點。數個世紀以來，創新的成果總是在擁擠的城市街頭，藉由口耳相傳四處傳布。
比方，佛羅倫斯文藝復興時代藝術天賦的爆炸性展現，是從布魯內雷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想出線性透視的幾何學開始。他把線性透視傳授給多那太羅（Donatello），多那太羅又將這門知識運用在淺浮雕上。他們的朋友馬薩喬（Masaccio）也將這項創新運用在繪畫上。佛羅倫斯的藝術創新，就是人口集中產生的附帶效果；至於佛羅倫斯的財富，其實源自於乏味的事業：銀行與製衣。
今日的班加羅爾、紐約與倫敦，仰賴的是創新能力。工程師、設計師與商人之間的知識傳遞，以及都市的人口密度，一直是這些過程的核心。
本文摘自《城市的勝利》／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