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提供：楊天豪 
無論是二次世界戰後急欲重建的歐洲，或數十年前創造經濟奇蹟的台灣，工業發展向來扮演著經濟火車頭的重要角色。那些日以繼夜運作，創造利潤、但也帶來汙染的煉鋼廠、煤礦坑和水泥廠等，都曾為一整個世代的經濟發展史寫下輝煌一頁。
不過，當事過境遷，產業面臨轉型，社會環保意識高漲，這些曾經風華一時、後來逐漸凋零的工業遺址，如何在當代社會中重新找到新定位呢？
位於南台灣的工業城高雄，便透過「柴山滯洪公園」實現了居民多年來的「幻想」，讓廢棄多年的水泥廠，以現代城市最需要的生態綠地面貌重生。
說到工業遺址轉型的經典案例，很多人立馬想到德國的「魯爾工業區」，它位於德國西部城市埃森（Essen），起初是座由煤渣填起、遠觀如龐然大物的「黑山」，曾帶給該城既汙染、又落後的負面形象。
圖／位於德國埃森的煤渣山。（圖片提供：楊天豪）
如今，周圍被充滿綠意的公園包覆，成為鄰近社區的制高點，如今居高臨下、美不勝收。
筆者曾有幸走訪魯爾工業區，站在山丘頂上，那幅畫面至今印象深刻。那天，一群5～8歲的孩子，每人手上拿著樣式不同的「武器」，水槍、弓箭、玩具槍應有盡有。在年長孩子的號召下，大家在山腳下準備「攻頂」。他們拒絕循正軌上山，反而直接挑戰陡坡，手腳並用、攜手合作努力向上爬，最後所有人都站上山頂，手舞足蹈地歡呼著，連一旁的我也為他們喝采。
同一處空間，對這群孩子們的爸媽來說，這裡是他們童年時不可能、也不准靠近的禁區，如今卻成了下一代挑戰自我的極限運動公園。（延伸閱讀：德國小鎮海爾布隆為何花20年準備只展半年的花博？）
如果德國可以有這樣的工業遺址和地景改造案例，那台灣呢？
圖／從日治時期運轉超過70年的台泥鼓山廠。（圖片提供：楊天豪）
日治時代開始，高雄就一直是台灣的工業重鎮，位在柴山（壽山）東面坡腳下的台灣水泥高雄廠（亦稱「台泥鼓山廠」，於1994年停窯），更因具石灰岩地質的天然條件，一路見證水泥產業的興衰。
身為眾多基礎建設的上游原料供應者，水泥業過往因開採造成的環境破壞、空氣汙染，成為附近居民有苦說不出的必要之惡。在水泥廠不斷運轉、努力拚經濟的那些年，柴山整面山坡一片光禿，只見一層又一層的開挖便道，以及上下來回穿梭的採礦纜車，還有被細小粉塵遮蓋大片的灰茫茫天空。
到了1990年代中期，政府開始限制西部採礦，迫使水泥業往東、或往外遷移，台泥鼓山廠的多年喧囂終於歸於沉寂，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力有未逮、步向凋零的巨大水泥槽，還有大批人去樓空的孤獨廠房，在柴山山壁逐漸因復育植樹而再添綠意的對襯下，更顯淒涼。
閒置了快30年，鼓山廠周遭宛如時間停滯一般、始終不見生機。期間雖有政府單位與業者嘗試改變，卻始終欠缺臨門一腳。直到民國100年後，政府成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打算以宏觀角度重新串連半屏山、龜山、柴山等地貌景觀，沉睡多年的台泥鼓山廠，總算有了改頭換面的機會。
透過都市變更程序，台泥與政府合作，重新劃定原廠區的都市功能，除新增住宅用地的開發，更回饋近12公頃的土地做為生態公園，不只保留了昔日工業歷史，也讓柴山的綠意能更柔軟地與廠區縫合。
圖／鼓山廠的巨大水泥槽。（圖片提供：楊天豪）
有了上述契機，台泥鼓山廠有了一個新名字：「柴山滯洪公園」。它翻轉了高雄人長久以來無法親近此地的負面印象，讓當地民眾有機會穿越水泥開採歷史的地景痕跡，拉近與柴山登山步道的親近距離。
除了人文價值的意義，呼應氣候變遷趨勢下的「海綿城市」策略，柴山滯洪公園也肩負起周邊區域面臨大雨時的滯洪功能，對於延緩尖峰雨量大肆流入愛河，減少下游鹽埕區潛在的淹水風險，是十分重要的氣候調節機制。
當然，大雨不是每天有，為增添地景風貌和趣味性，柴山滯洪公園善用了湖面蓄積水量的高低差，創造通行路徑可能「斷路」的景觀設計手法。（延伸閱讀：丹麥人如何把防洪排水道，變成最酷的滑板公園）
圖／連結愛河的柴山滯洪公園。（圖片提供：楊天豪）
簡單講，氣候乾旱時，這座公園就是一片綠意，人們可以自由穿梭。若有間歇性下雨，部分鋪面或綠地就會變成水域，只見似路非路的痕跡，必須繞路而行。若持續大雨達到滿水位，有些區域會被淹沒，只剩下水泥槽的巨大身影倒映在湖面，靜待雨水緩緩滲入地表。
這些隨水位高低變化的地形設計，除暗喻未來氣候變遷的種種景象，也能轉化為附近居民的集體記憶。或許有天，一位阿公帶著孫子在公園散步時，會跟他的孫子提起：「某某年的一場大雨，水把整座公園都淹掉了，甚至快淹到了水泥槽呢！」
台泥鼓山廠轉變為柴山滯洪公園的這段故事，雖然仍有美中不足之處，但平心而論，至少已非大家印象中習慣「砍掉重練」的速效型都更。往後台灣想推動新開發案或都市更新時，應該更重視當地的歷史脈絡，並且融合周遭的環境元素和氣候特色，才能替下個世代留下更具「人味」的文化地景。
圖／都市變遷的過程中，除了該保留值得紀念的人文地景，也應順應時代需求賦予新的功能。（圖片提供：楊天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