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時間:2022年12月12日 】
以目前台灣的情況來看,愈是落後偏遠的鄉鎮縣市,這種情況就愈嚴重,但以台灣社會,幾乎人手一支手機,電子媒體無孔不入的狀況下,即使是較偏遠的地區,也很難說資訊不流通。
當然選戰中的謠言、流言難以避免,全世界選舉都一樣,也不能以此認定選民受到欺騙;相反的,這些選民可能是精確計算過利害關係後,才投下這一票的。
原因可能在於,愈落後偏遠的鄉鎮縣市,經濟弱勢的選民就愈多,這些人的經濟來源,可能有一部份處於灰色地帶。
在這裡,並不是說他們涉及嚴重刑事犯罪,而是說他們可能有擺流動攤販、在農地蓋個小工廠、在家裡頂樓加蓋違建出租、或在不完全合法的聲色遊藝場所裡打工,賺取一些生活費。總之,這些都是他們投票給一些地方派系或黑道候選人的動機。
畢竟,當他們的經濟來源處於灰色地帶時,政府與警察機關就不再是保護他們的人,反而變成平日開他們紅單、動輒臨檢、取諦違法行為,讓其生計受影響的「敵人」。
這時他們自然需要一個能保護自己的對象,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行政與執法機關對他們趕盡殺絕。
而一般正常政黨推薦的候選人,往往比較不願意處理這種關說、施壓的事,說到底,這可是違法行為,萬一被媒體曝光、被對手抓到,還可能影響政治生涯的未來發展。
但黑道候選人就沒有這種壓力,他們甚至更瞭解如何應付警察、進行關說與施壓。
許多出身地方、背景複雜的候選人,競選政見就特別愛強調「好央甲」,也就是容易請托,就是這個原因。
圖/2022九合一選舉,苗栗縣長由無黨籍參選人鍾東錦拿下。取自臉書「鍾東錦」。
在某種程度上,這讓地方勢力能維持一定平衡,因為太誇張的違法事件一旦壓不下來,地方政府與警察機關就必須秉公處理,可一些小地方的違法行為,其實只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地方民意代表的護航下,反而是給經濟弱勢選民一線生存空間。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地方鄉鎮,不只民宅違建嚴重、農地上還有各種鐵皮工廠、四處也都是明顯違法加蓋的店家,以及佔用道路的流動攤販。
雖然從好處來看,對經濟弱勢的民眾網開一面,能讓許多人擁有養家糊口的空間,避免許多社會問題,大幅減輕社會福利系統的壓力。可長期來說,這也導致台灣基層鄉鎮市容醜陋、進步緩慢,甚至屢傳公安問題的關鍵原因。
假設上面的推論是對的,那台灣該如何拆解這種結構性問題?答案可能會違反一般人的常識。
過去多數人認為的解方,是加強地方掃黑,把這些地方黑道人物都關入獄,就能杜絕地方選風敗壞等問題。
但這種方式又帶有一個最大問題,即台灣是一個法制國家,許多參選的人都已服完刑,在出獄後,也沒有繼續進行明顯的犯罪行為,或沒有明確的證據能逮補起訴他們。
圖/2022九合一選舉苗栗縣長由無黨籍鍾東錦當選。資料來源中選會。《城市學》製表。
即使目前修法,阻止曾犯過組織犯罪、槍械、販毒等重大刑案的人參選,還是會有更多黑道候選人、與幫派組織過從甚密的地方派系候選人,因犯過的案件罪責較輕而參選,或直接指派家族成員參選。
因此想加強掃黑,切斷這些地方黑道候選人的財源,只是治標辦法,把問題控制在檯面下而已。
也就是說,想拆解部份選民與黑道民意代表的利益連結,將牽扯到經濟、立法、執法與社會福利系統的多方配合。
圖/取自Unsplash,攝影者Lisanto 李奕良。(頂樓加蓋違章建築示意圖,非內容畫面)
又簡單來說,就是目前台灣法令即使多如牛毛,也難以無法執行,許多事都處於灰色地帶,警察與地方稽查機關有很多裁量空間,導致民意代表能關說施壓,且難以禁絕。
或許修法與執法的方向,確實朝向重懲嚴、重違規等影響公共安全的惡性行為,可對於一般民眾,卻朝著鬆綁方向來規劃。
說到底,警方或地方稽查機關,應逐步調整獎懲制度,鼓勵他們查察犯下重罪、嚴重違反法令的不法份子,而非欺善怕惡,對於真正鑽法律漏洞的人輕輕放下,反而嚴厲取諦那些,一般平民百姓賴以維生糊口的灰色經濟。
公權力愈不彰的地方,一般民眾就愈需要有黑道背景的地方政治人物,來做他們的利益代言人。
當公權力囿於民意代表的關說與施壓,又導致政府欺善怕惡的形象日漸根深蒂固,一般民眾就會對制度失去信心,形成惡性循環。
但你也不能因此責怪選民,因為人當然要以自身利益為導向,投給對自身最有利的候選人。
當公權力無法保障一般民眾,基層民眾普遍不信任政府制度時,本就會讓黑道候選人有可趁之機。
當然,立法禁止曾犯重罪的前科犯參選,掃蕩黑道圍事的特定行業,切表幫派的金流,都有一定的效果。
可最根本的方式,還是要進行改革,包括司法、警務、地方行政效率與透明度。
當人民能信賴制度時,黑道候選人就算再參選,自然得不到民意支持,他們也才會慢慢消失。
《城市學》提醒您:不良違法行為,請勿模仿!
本文透過「方格子直送」計劃合作轉載,作者王臻明,原文《為什麼選民會投票給黑道候選人?》僅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